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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此玺和与之配套的另外两方玺印在现藏于帝都故宫博物院的《乾隆宝薮》中都有明确著录，将其与《宝薮》对比，无论是印材的质地、大小，还是印文的篆法、布局都与书中的著录相符合。

        此玺的所有者乾隆皇帝是满族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代帝王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统治时期的清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，是名副其实的盛世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盛世表现在乾隆帝御用玺印方面，即是1800方的庞大数量和平定新疆回部后大量玉质印章的持续制作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作为极端私密性的个人物品，御用玺印的制作又与乾隆帝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密切关联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要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乾隆帝的御用玺印，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和他个人的一生中加以考察。

        乾隆55年，年迈的乾隆皇帝又一次迎来了纪年逢五、圣诞逢十的正寿之年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乾隆帝看来，自己登基55年又恰逢八十整寿，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合，是上天眷佑的结果，值得大庆特庆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早在一年之前的乾隆54年的中秋，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，包括御殿受贺的地点、规模、各地及藩属国万寿贡品，等等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样，依照成例制作相应的宝玺也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事项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么这一次，乾隆帝又会选择什么样的玺文呢?

        这一次，乾隆帝将视线落在了中国儒家文化重要典籍之一的《尚书》之上。

        据《尚书》“洪范”篇记载：武王克商后，向箕子请教天道之义，箕子便以洪范九畴相告。乾隆皇帝认为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“万世帝王制治之源，……无一不关于为君者之一身一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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