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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在国内，樊先生的消息则更加灵通。

        2007年7月，帝都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日史料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中有日军投降时缴出的机密公文，上面列有113个驻华部队番号等，显然是日军侵华的罪证。

        拍卖目录刚一寄出，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海内外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。

        樊建川闻知后，心急火燎，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抗衡海外的富豪们，于是四方打听卖主的地址，让物主开价转让给建川博物馆供陈列展览用。

        樊建川赶赴帝都、津城寻访，终于在拍卖前一天找到卖主，经过一番谈判，樊建川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，卖主同意撤拍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樊建川也以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。

        2007年年底，樊建川偶然得知山城有一收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前线的支票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磨蹭，半年后，那收藏家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樊建川。

        运回锦城后，樊建川花了好几天对数十万件支票进行鉴别，选出了二十多张“意义非凡的支票”，其中有一张是宋子文的亲笔签名，资金额是357万美元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!

        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，樊建川成了200万件文物的拥有者，为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档案资料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将这些文物呈现于社会，实现了文物的公共价值，也就是最好的归宿与终极目标保管、教育与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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